会员登录 立即注册

太宰春台的文论观

2020-7-29 10:29| 发布者: admin| 查看: 711| 评论: 0

摘要:   江户时代是日本儒学最为鼎盛的时代,其对儒学的接受、推广、改造乃至扬弃,受制于日本的文化需求与各种现实势力的均衡。继藤原惺窝、林罗山的朱子学派和中江藤树的阳明学派之后,又有荻生徂徕(1666—1728)所倡 ...

  江户时代是日本儒学最为鼎盛的时代,其对儒学的接受、推广、改造乃至扬弃,受制于日本的文化需求与各种现实势力的均衡。继藤原惺窝、林罗山的朱子学派和中江藤树的阳明学派之后,又有荻生徂徕(1666—1728)所倡导的质疑朱子、强调古文辞的“古文辞派”的崛起。此派兴起于元禄年间(1688—1703),风靡江户文坛数十年,弟子数千。其中,太宰春台为著名的“蘐园八子”之首。目前人们对其研究不够,于此有必要专门论述。

  太宰春台(1680—1747),名纯,字德夫,号春台,日本信浓人。于儒学、经济、天文、音韵等方面多有建树,著有《六经略说》《经济录》等书。他在江户时期的儒学史与文论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徂徕以反朱子派、反伊藤仁斋的姿态出现,春台则以严厉反省其师之局限的姿态出现,由此启示了明治时代,催生了集成派的出现与形成。就如整个江户时期儒学运动以儒学为经、以古文为纬一样,太宰春台以六经为旨归,而以古文为入口,其文论也以经学为根柢。他对徂徕儒学的反省与他对古文辞派的反省互为表里。他不仅曾追随徂徕之古文辞理论,而且勇于对古文辞理论进行严肃的检讨,对其师之学与德进行严厉的反省。“以德行自任,以礼法待人”(南摩纲纪《太宰春台序》)是春台有别于其师的人格修养。原善公道说:“春台于徂徕,不随其步趋者,往往有之,不特文章一事。”(原善公道《先哲丛谈》卷六,文化十三年庆元堂、拥万堂梓行)南摩纲纪则说春台“严毅方正”(南摩纲纪《太宰春台序》)。即使对其师徂徕,他也持“严毅”的态度大加挞伐:“盖先生之志在进取,故其取人以才不以德行。二三门生亦习闻其说,不屑德行,唯文学是讲,是以徂徕之门多跅弛之士。及其成才也,特不过为文人而已,其教然也。”(原善公道《先哲丛谈》卷六)甚至其师之死在他看来也颇为滑稽:“徂徕先生甚重生,自饮食居处以至出入动止、宾客应接之事,苟可以伤生者,断弗为也。然其所以病死者,乃以思虑过度也。盖先生有志于功名,自少以著述为事,年过六十,旧疴数发而犹不能清心静养,遂致笃疾而死。谢在杭云:‘思虑之害人,甚于酒色。’诚矣。”(太宰纯《紫芝园漫笔》卷八)

  太宰春台对古文辞的反省、批判之毫不留情也有似于此。春台的文章学理论代表作是《文论》一书。它以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价值序列论文,故左丘明不如臧辰、行父,司马迁不如萧何、韩信、张良。仲虺相汤而作《诰》,伊尹相太甲而作《训》,周召师保于周而皆作书数篇,而后世并不敢目之以文人。舜作《元首》之歌、《南风》之诗,夏有《五子之歌》,而后世也不敢以诗人目之。因为他们更重要的价值、意义在于道德、事功。真正的“文”特指经史之文、圣人之文,而非文人之文,故其功用为“化成天下”(太宰纯《文论》,武阳书肆宽延元年[1748]刻本)。春台此一观点与荻生徂徕“始于文辞,终于明六经之文”(植村正直《合刻文论诗论序》)的学术理路相背,而是继承了其师之论敌伊藤仁斋的价值观。仁斋曾分文为“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儒者之文者,孟、荀、董、刘、韩、李、欧、曾之类是已。至于文人之文,专事雕缋,轻剽浮华,不足以登樽俎之间”(伊藤仁斋《文式序》,《古学先生文集》卷一)。春台极为认同仁斋的文之本体论。他曾对仁斋和徂徕两人进行比较:“或问仁斋与徂徕孰愈,曰仁斋之学不及徂徕,徂徕之才尤非仁斋所企及也。若识则仁斋实为之嚆矢。徂徕虽超乘而上,所谓青出蓝者也。至其所以教人,则仁斋以君子望于人,徂徕以豪杰望于人,是二先生之风不同。”(《紫芝园漫笔》卷六)在“太上立德”“文以载道”这一点上,春台步仁斋之后尘,称屈原、宋玉为文之千古罪人,因为“其言非述国家之典,亦非明先王之道,特务丽其辞以宣其壹郁之思而已”(《紫芝园漫笔》卷五),实无补于世。

  春台本着以道为本,以文辞为末的价值观,对古文辞派之后学提出批评:“自古文辞之学作也,属辞家一句一字必取诸古人……观其为文,乃抄古人成语而联缀之而已。文理不属,意义不通。譬如众坐之中,东西南北,宾客杂遝,士女群居,言此言彼,或笑或泣,剿说雷同,纷纷扰扰,不可适听者状。噫!亦可厌哉!”太宰春台讽刺这种文章为“粪杂衣”,即“百衲衣”。

  在提出文之本体论之后,春台建构了他的文论体系(这个体系与伊藤东涯的《作文要诀》互有关联而各具特色)。该体系由三大子系统构成:体、法、辞。体者,体裁、体制之谓;法者,文法也;辞则指文章之修辞。春台说:“余尝与人论文,以为文辞当先辨体,其次明法,其次择言。”“择言”即修辞。体有经、纬两维。体之经,以大类分之为经、传、子、史之文类,以细类分之则为誓、诰、训、命等文体;体之纬则是叙事、议论等以法定性之文体,为不同文类所共享,故视之为纬。

  春台把文法分为细法(字法、句法、章法、篇法)和大法(各家之法),把文辞分为今古、短长之别。通过这种细分,春台将古文辞派之弊的症结立时呈现。他指出,古文辞派之复古,是在句法、字法上剽窃古人;而章法、篇法则必由己意连贯而成。“近世古文辞家作,务择古辞。于是辑古人成语而缀之以为己辞。其辞有唐虞,有三代,有秦有汉。自六经传记旁及诸子百家,苟可以达己意者,莫不取用。今观其文非不工也,惟其字与句俱有法,而其章与篇或失法,此其故何也?”字句出于古人,而将字句连缀成篇成章的则是今人。所谓章法即是以己意贯串字句;章与章之间,过接处,仍需以己意贯之。这样就会出现“言不出其口,辞不类其情”的情形,太宰春台称这种情形为“类俳”。春台指出,无论是从文法还是修辞的角度看,各家家法不同,古今也只是相对而言。“左氏监于《尚书》,则《尚书》为古,而左氏为今;周季诸子监于左氏,则左氏为古,而周季诸子为今;司马监于周季诸子,则周季诸子为古,而司马为今。如果贵古贱今,则除六经外,自《论语》《孝经》,其文辞且不足贵也,况下焉者哉!”他认为:“凡古文之工者,叙事则令后之读者如亲见之,持论则令后之读者如亲闻之,状物则如画,语喜则令人展眉拊髀,语怒则令人切齿攘臂,语哀则令人歔欷于邑,语乐则令人欢欣抃舞,此文辞之妙也。自先秦古文以至韩、柳二家,其孰不然?”立言行辞,如果能学得古人之法,即使是言古人之所未言,构新辞,也是可以的。从文辞的角度看,古文辞派的最大症结便是套用前人成语(现成之语)。他指出韩愈之“惟陈言之务去”才是修辞之康庄大道。

  在批评古文辞派的过程中,明代复古运动始终是春台的靶子。他说:“后之修辞家见韩氏之末弊而欲改之,于是务择古辞。李献吉首倡此道,汪伯玉、李于鳞、王元美继作,然后大行于世。”指出李、汪、李、王是以反对妄造新辞之弊而起的。春台对他们的评价是:“献吉、伯玉尚遵古人之法,于鳞、元美则用今法。献吉时去陈言,犹退之也,元美好变用古辞以见其巧,于鳞、伯玉即用古辞,不敢裁割,于鳞又好险其语,以为古文辞当如是。”而对宗臣那种“其所极意,而尤不已,则理不必天地有,而语不必千古道者”的为文境界则予以特别推崇。《文论》附录共三十一则,以大量篇幅指出李攀龙、王世贞文中之弊。太宰春台的文论观既让我们了解江户时代日人之文章观,也可以让我们从一个异域的角度重新审视明代复古运动。

做中国艺术的传播者
做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做国际文化的促进者
关于我们
网站介绍
法律顾问
联系我们
本站站务
友情链接
新手指南
内容审核
商家合作
广告合作
商家入驻
新闻合作

官方微信

手机版

手机APP

联系电话:010-88685181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路52号4300-13信箱 邮箱: hxbx168@sina.com ICP备案号: ( 京ICP备06034285号 )
Copyright © 2001-2013 Comsenz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Discuz! X3.4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