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规则何时打破

到朋友处小坐，聊起当下的艺术生态问题，当下的画坛，一方面受到社会体制的限制，官本位思想严重；另一方面是在艺术体制内部，也随时有各种非关艺术创作的权利之争，名利之争。

谁能代表此时此刻此一地域的艺术主流？这牵涉到艺术规则及话语权、解释权的归属。其往往与艺术家实际的创作活动并无太大关联，而且，这种权力之争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中。话语权、解释权之争，一旦暂时落定，艺术主流也就随时能够划定，某类艺术暨艺术家便有了当下此一地域里的短暂代表权，或许成为艺术市场、赞助人、美术馆的典藏宠儿，身价或许因此水涨船高，有时甚至可以代表当时政治文化精神的表征。

非主流或反主流的艺术作品，往往会因为一时不得青睐，而湮没在历史的角落里，成为政治或权力袍火下的灰烬——若是作品不足以抵挡时空之摧残的画家，终究可能落得不留一点痕迹，致使未来的历史想要翻案或重新关照也难，只能无奈地当他从来不曾存在过，因为实在无稽可证，无迹可寻。在权力主导的艺术领域，当权者握有话语权，握有制定规则的权力。甚至在人事安排上刻意排挤谁，提拔谁，表现出当仁不让的气势。历史上个别有才气的画家受某些势力排挤的现象，司空见惯。如此艺术之脆弱可见一斑，遑论建构一套完整而又不偏颇的艺术规则。

多数具有高度文化自觉与创作意识的画家，却不一定能够在当下的艺术环境下，受到主流的关注。这就是为什么众多艺术家，莫不有着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焦虑的原因。于是，“担忧未来的艺术发展”几乎已成为时下每位自我期许甚高且自命不凡的艺术家们所共同拥有的心结。

新中国初期建立起来的艺术审美规则，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一切向钱看的风气导致社会腐败加剧，艺术的精神性、文化性不再是衡量艺术的标准，取而代之的是资本。当年建立规范的老一代画家，虽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画二代及其徒子徒孙充斥于美术学院、画院、美协等艺术领域，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几十年下来阶层固化，观念固化，套路固化，艺术标准被扭曲。但是艺术主流的话语权、解释权还握在他们手中。

这就是为什么当下画家队伍异常庞大，高学历高学位人才济济，国家的艺术资助基金数目惊人，创作条件优越，作品汗牛充栋，却少有能代表21世纪时代精神、能代表民族文化精神的精品出现的问题所在。

尽管如此，还有大多数年轻画家，为了争取或顺应外在大环境下的艺术主流，选择当下政治现实中“正确”的艺术形态，以及抢搭艺术界内部权力主流的列车等等原因，几乎都在按照原设定的人才制度及艺术规则前行。

艺术生态表面看平静延续，欣欣向荣。实际则无论美术机构或名家、专家公信力下降，大多数有个性、有成就的画家，已经不再关注甚至远离了主流体系，不再主动参与主流体系的展览与活动，自然也就出局了。一方面时代飞速发展，已有的艺术规则走到今天，已经不合时宜。另一方面老一代建立起来的艺术规范，虽然有画二代及徒子徒孙继承衣钵并摇旗呐喊，但终因能力不及上一代而走向衰落。

随着智能科技飞速发展，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益加重，导致世界经济、政治危机严重，国际局势动荡不已，不可调和，冲突进入白热化，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在这样的世界局势下，体现生产关系的社会制度，不应仅仅基于道德判断和利益判断，而应基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判断。

国际局势动荡将暴露出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及文化制度的缺陷，将迫使政府对政治、经济体制及文化制度进行大力度改革。为了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对抗外来侵略，适应新的时代。必须打破旧有制度，建立新的规则，别无选择。

艺术审美规则及艺术体制的调整也已经迫在眉睫，审美取向提倡什么？赞美什么？艺术体制包括画院、协会是否存在？如何存在？以及艺术主流的话语权、解释权如何发挥？如何限定？这些问题由谁来思考？恐怕现在美术界的官员没有心情也没有能力来做这件事情，这有待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进一步的改革来推动，所以仍然是一个久远的话题。